来自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Chatham House

https://www.chathamhouse.org/publications/twt/archive/view/189189

大豆贸易显示出政治是如何扭曲市场，破坏环境的。   —Jaakko Kooroshy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中国到底养了多少猪，但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中国约有5亿头猪，占世界总量的一半。猪肉成了日渐富裕的中国消费者最喜爱的食物之一，猪肉的产量也稳步增加至每年5000万吨，较十年前增长了25%。

由于猪的食量巨大，饲养5亿头猪绝非易事，中国农业部门已经全速运转。另外，中国农民需要与快速发展的城市和工业竞争水和土地资源，而这些资源同时也受到污染、侵蚀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压力。

因此，中国被迫从国外寻求饲料来源，尤其是大豆——一种优质蛋白质来源。自古以来，在中国，大豆多被加工成豆腐或豆浆以供食用；而如今，将近90%的大豆都被用作猪或其他牲畜的饲料。大豆进口量已经从1990年的200万吨攀升至今天的6000万吨。美国农业部预测在2020年，这一数字将升至每年9000万吨。一吨大豆的价格为500多美元，因此帮助中国喂猪就成了一笔价值300亿美元的大生意。

中国进口的大豆大部分来自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商，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大豆数量在过去十年间已经翻了三倍。然而，与快速发展的巴西和阿根廷生产商相比，美国正在逐渐丧失优势。在千禧年初，中国60%的进口大豆来自美国；如今，从美国的进口量降至三分之一。

乍一看，这一变化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与南美的竞争对手相比，更短的运输路程给了美国农民较大的优势。那么，为什么美国没有更好利用这个出口机遇呢？

原因在于，政府对玉米基乙醇生产的激励政策推动美国农民种植玉米而不是大豆。过去十年，美国的大豆种植面积基本保持不变，而玉米的种植面积却增长了20%。

如果说中国待喂的猪是美国农民的福音，那么玉米基乙醇就像是彩票头奖。与美国农民向中国出口的大豆数量相比，生物燃料工业吞食的玉米是它的五倍。美国乙醇工业消耗的玉米从2000年的1600万吨骤增到了如今的1.28亿吨，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产量的40%，世界总消耗量的15%。

当美国农民都去填美国的汽油桶时，喂饱中国猪的生意就让给了南美快速发展的大型农业。在十年的时间里，巴西和阿根廷的大豆种植面积翻了将近两倍，从2200万公顷增加至4100万公顷，相当于瑞士的国土面积，而其产量的一半都被运到了中国。到2020年，种植面积还可能再扩大1000万公顷，大豆种植园现在也开始向巴拉圭和乌拉圭等邻国扩展。10年内，国际大豆贸易已经重新洗牌。

这一改变带来了预期之外的后果。大豆种植业对亚马逊雨林的蚕食引发了人们的担心。迫于环境组织和政府的压力，巴西的大豆生产者同意暂停在新砍伐的林地上种植大豆。

同时，中国对南美大豆生产的直接投资已经在政治上引发了巴西和阿根廷人民的愤怒，迫使两国政府颁布新法律限制外国投资本地农田。尽管巴西和阿根廷大面积的可耕作土地可以受益于这种国际投资，资源民族主义和反对的媒体声音意味着，相比起吸引这种投资，阻止投资往往能使政治家获益更多。

一旦牵涉到资源，糟糕的经济往往能使政治获益，这在大豆与乙醇的问题上也不例外。美国的乙醇政策不仅仅将大豆种植向环境敏感的南美区域转移，也大大增加了美国纳税人和驾驶者的经济成本。更严重的是，它还造成了国际食物价格的波动。然而，这样做有利于继任的美国政府维持玉米的农场售价，而那些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种植玉米的州中，有一些的政治实力也非常强大，因而能成为继任政府的政治筹码。

对于中国来说，问题在于肉类消费何时达到顶峰，以及面对不断上升的肥胖率和健康成本，政府是否会出手抑制消费的攀升。

但同时，中国的猪仍需要喂食。政府明白，不断攀升的食物价格会成为引发社会不满的催化剂。典型的中国城市家庭会将他们收入的35%花费在食物上，其中超过10%用于购买猪肉。

在动荡的国际饲料市场背景下限制猪肉价格，是决策者不敢下的一个赌注。政府不仅通过投资境外土地来保障大豆供给，还对猪肉和大豆进行了战略储备，并定期实行价格管制。这些措施在多大程度上能缓解严重的供给问题仍有待检验。

大豆交易将持续地被远程的政治、经济和环境因素所影响，尽管暂不能确定具体结果如何。气候变化、生物燃料政策、贸易规则以及消费者行为都会影响大豆交易。在未来二十年，全球大豆交易市场将可能再次洗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