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全球森林联盟 Global Forest Coal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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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报告旨在揭露工业化养殖对我们的生活和环境造成的多重影响，以及论证一点：正因为工业化养殖引发这么多问题，该产业的转型应当成为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粮农组织）、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关键目标。简而言之，改变我们生产肉类和乳制品的方式，以及食用这些产品的数量，可以达成相对容易实现却影响深远的“多赢”局面——即人类（包括农民和妇女）、森林和生物多样性、动物和气候等各方都能获得利益。
这是因为工业化养殖是造成森林和生物多样性减少以及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并且对全球小规模食物生产者构成威胁，导致难以让每个人获得健康又营养的食物。举例来说，养殖业整体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预计占全球总量的14.5%。目前为止这些影响很少被注意，但人们的担忧在增长。我们的目标是将公众的注意力转向被忽视的行业，看看在玻利维亚、巴西、印度、巴拉圭和俄罗斯这五个国家的土地上正在发生什么。
养殖业转型是当务之急，因为牧场和饲料作物已经占用了全球大部分的农业用地。根据预期，照目前趋势，全球对养殖业产品的需求到2050年将会增加70%。发展中国家对肉类的需求持续上升，城市化进程也在改变着人们的饮食习惯。这让我们面临着对更多农田的需求、化肥使用的增长、热带雨林的缩减以及温室气体排放不断上升等危机。
牛肉尤其引人担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就气候变化而言，牛肉和牛奶的生产是最大的破坏因素，分别占了养殖业排放量的41%和20%。这部分是因为养牛业大力推动了毁林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这种现象在拉丁美洲尤甚，全世界大部分的毁林都发生在这里。据估计，养牛业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大约占了全巴西排放总量的一半。我们的案例研究表明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也受到类似影响。
另一个重要趋势是，小型家庭农场正在快速让位给大型工业化农场，而这在养殖业中尤其普遍。举例来说，小农户和原住民的土地被侵占而用于牛群放牧和大豆种植，这仍然是巴拉圭人民主要担心的问题，特别在于它系统性地削弱了这个国家生产食物来满足本地消费需求的能力。
过去在印度，在家庭后院饲养家禽随处可见，主要都是妇女们养来供自家食用以及增加额外收入。但是如今，这几乎都被垂直整合的工业模式所取代，农民须根据与大型农企签署的合同进行生产。
几百万只动物被饲养在不人道、不卫生并造成污染的工业环境中，比如大型乳牛场采用的密集型动物养殖（concentrated animal feedingoperation，CAFO）模式。这种集约养殖模式与不胜枚举的健康问题之间有密切关联。在许多国家，动物被喂食激素和抗生素以促进生长。这种抗生素滥用导致了耐药细菌的出现，无法医治的细菌感染正在增加。以印度的家禽产业和巴拉圭喷施农药的大豆种植为例，养殖的工业化能造成重大公共健康危机，它对水资源可利用量和品质造成的影响更是值得担忧。总体来说，消费者吃下所谓的食物时，也许是在吃杀虫剂、激素、寄生虫和细菌的混合物。
许多涉及养殖业生产的影响和规模有关，所以在任何一个养殖业生产系统的可持续性中，动物数量都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农场动物相对较高的生态足迹，与密集型动物养殖和其他圈养着成千上万只动物的系统相比，游牧和家庭农场式的小规模粗放经营体系对环境、社会、健康和动物福利都有较少的负面影响。因此，限制肉类和奶制品等畜产品的需求是非常关键的。
然而，多国政府正在试图通过推动国际贸易等途径扩大工业化农业规模。1995年，将农业纳入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世贸）中，对大型农业综合企业而言是一大重举：它意味着世贸成员国和新的申请国必须通过谈判，开放他们的农业市场，接受进口产品。这为有能力进行国际交易的大型公司创造了新的商业机遇。
俄罗斯的经验表明，加入世贸后，开放本国市场的义务与俄罗斯想确保粮食自给之间的矛盾，将会导致政策问题的出现。玻利维亚也出现了类似的紧张局势，到访的巴西投资者们利用了土地的低成本和“安第斯共同体”（the Andean Community）下的自由贸易“关税优惠”条款，从而占尽了便宜。
印度、巴西和巴拉圭等国的政府正积极鼓励企业提高养殖业的集约化程度。例如，巴西的“国家冠军”政策会特别支持那些在自身发展同时增加国家利益的大企业。这导致很多小型屠宰场无法继续经营，小规模牛场则因为被大型屠宰场低价买断、攫取利润，而生存得更加艰难。
印度的家禽业形象地展示了什么是“泰森化”，即企业（最早由美国泰森公司开始）通过垂直整合模式全方位控制生产过程。这就意味着，从孵化前一直到被屠宰的那一天，这几百万只鸡全部是该企业的财产，而与此同时，与企业签署合同的农民不仅要负责大部分的工作，还要承担大部分的风险。
现在，随着工业化农业以占全球贸易80%的全球价值产业链的形态进行，这种企业权力集中的趋势正在全球范围内扩张。世贸谈判未能禁止美国和欧盟补贴大规模农场，这使情况进一步恶化。对于得不到补贴的发展中国家农民来说，这无疑是双重挑战，他们的竞争对手是世界各地的大规模工业化农场，那些农场不仅已经实现了规模经济效应，而且还能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
鉴于工业化养殖的诸多弊端，讽刺的是，养殖业仍在推广进一步的“可持续集约化”经营，将之视为解决气候变化和饥荒等问题的途径。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该产业所建议的改变根本不能抵消肉类和乳制品需求增长带来的影响。类似地，通过碳会计甚至碳市场来解决养殖业排放问题的提议，将无法解决不可持续的养殖业生产带来的诸多社会影响，以及对水资源、生物多样性和动物福利的影响。
这些方法忽视了可持续农业的本质，即在食物、作物和牧草的生产、土壤再生、生态系统保护、人类与森林的共生之间保持平衡。
有很多可行的替代方法已经存在，包括生态农业、农林结合、有助森林保育的传统畜牧方式、恢复传统牧场生态以及养殖本地品种等。这意味着我们可以迅速实现转型，生产并消费健康多样的食物，这对家庭和社群均有益处，既能满足生计，又能创造就业，更能与环境和谐相处。
改革养殖业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将能为我们和我们的地球带来举足轻重的深远利益，而且也相对容易。在气候变化方面，如果我们现在采取更健康的少肉饮食，减少食物浪费，并改善养殖业生产模式，就有可能在2050年减少将近一半的养殖业生产排放。
我们也需要采取其他措施，来解决因大企业垄断养殖业而导致的严重的社会、环境、健康和动物福利问题。财政改革应当支持可持续的畜产品生产和消费方式，包括调整补贴或以其他经济形式支持符合《爱知生物多样性公约》目标的可持续养殖方法。尤为重要的是，对与此原则相悖的产业链，政府应当撤销法律、财政和其他形式的激励措施，比如以非可持续方式生产的牛肉和饲料——这些商品的产业链是毁林的主要驱动力。
同样重要的是，政府需要支持特定政策，提升可持续养殖方面的意识和能力，促进替代性生产模式的发展，例如农民合作社等。如此，农民的权益能受到维护，现存或是新进的小规模食物生产者能得到更好的支持，尤其是在性别平等方面。
对其他治理和贸易方面的惯例和政策进行改革也很重要。这应包括制定并执行更严格的法律来禁止污染环境、缺乏劳工标准、扩大性别差距、侵占土地、危害健康以及虐待动物的养殖业生产。密集型动物养殖应该被禁止。对于与养殖业相关的污染标准，包括对抗生素的使用，应该制定更严格的规定，并且加大执法力度，让法规得到有效执行。
总之，改变我们对土壤和生产资源的利用方式至关重要。我们需要恢复土地的生命力，找回传统的土地管理模式，从全人类利益的角度出发，审慎合理地管理农田和牧场，并以粮食安全、食物主权和营养充足为首要目的，公平地分配生产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