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全球森林联盟 Global Forest Coalition
https://globalforestcoali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16/11/whats-at-steak-web-English-low-res.pdf
对传统农民、小型家庭农户以及农村社区而言，农业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为家庭和社群提供食物的途径。多种多样的农作物和家畜通常反映了社群的食物需求，比如哪些品种与当地文化相契合，哪些品种能在当地特定的环境和时令繁荣生长，等等。生态农业这种与自然息息相关、尊重当地生物多样性的农业实践，仍将被世界各地的传统农民、小农户、妇女和社群所采用。
然而，我们的案例分析显示出，这种生活方式正面临威胁，甚至可能将被迫消失。自由贸易模式的工业化农业，其逻辑基础与小规模农业和生态农业存在巨大分歧。如今，这个全球性产业大规模地生产尽可能廉价的产品，然后往往通过跨国交易使其资金收益达到最大化。
正如其他产业，农业也受国际“自由贸易”规则管制，这些规则的目的是使全球贸易的“效率”最大化，迫使各国将生产成本压到最低，专门生产特定商品，然后互相交易。如此一来，本地生产的食物品种大大减少，最终导致整片农田被用于种植烟草、橡胶等经济作物，使小农和他们的社群无法自给自足。
“由于全球化，食物的获得越来越需要依靠国际贸易。”——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森林状况2016》
在农业方面，贸易磋商和贸易规则塑造了一个严重偏向大型农业综合企业的自由贸易体系，在背后付出代价的则是各地的小农、以女性为主的本地食物生产者，以及饥饿的人们。
1995年，农业被纳入成立之初的世贸组织中，这对大型农业综合企业而言是一大重举。在那之前，农业正因为其不单纯只是商品生产，而一直被免除在世贸规则之外。将农业纳入世贸组织，意味着成员国和新的申请国必须通过谈判，开放他们的农业市场，接受进口产品。这为有实力进行国际交易的大型公司创造了新的商业机遇。然而，谈判没能阻止美国和欧盟对大型农企进行补贴。这就使发展中国家的小农户面临双重挑战：他们不仅得不到政府补贴，还需要和其他国家得到政府补贴的大型农业综合企业竞争。
世贸组织《农业协定》的前提，是世贸组织的规则会通过约束美国和欧盟的大量补贴，杜绝倾销现象，从而保证农业交易的“公平”。然而，南方中心（South Center）的报告显示，美国和欧盟政府扭曲交易的政府补贴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在增长。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补贴往往没有小农的份，反而都给了那些本不需要政府资助的大型农业综合企业。关于这点，后文会详细叙述。
本报告中的案例研究，分析展示了养殖产业中，这种不公正的自由贸易规则对小规模食物生产者造成的真实影响。
例如俄罗斯，就在作为世贸成员国打开市场的义务与保证本国食物自给的意图之间产生了冲突。玻利维亚也出现了类似的紧张局势。由于该国土地价低，而且安第斯共同体（由哥伦比亚、秘鲁、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五国组成）设立了自由贸易“关税优惠“，大量巴西投资者伺机而入，大力推动了中大型商业化农业的扩张。然而正是这种扩张，从20世纪80年代起造成了大面积的毁林。预计在未来几年中，出口肉类的生产也会出现相似情况。
加纳是养殖业进口摧毁本国食物生产的另一个例子。自2000年以来，由于来自欧盟、美国和巴西禽肉进口的增长，加纳的本国的禽肉业一直在走下坡路，20世纪6、70年代建立的商业养殖场大批倒闭。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偏向大企业的新自由主义路线也正在危害美国和欧盟等国的小农们。这些地区的农业补贴大部分都到了大型跨国农业综合企业手中：“最大的农场，通常也是最有钱、最赚钱的那些，得到了支持体系提供的大部分利益。在美国，所有农场中规模最大的25%得到了89%的财政支持。”
在欧盟，补贴也同样到了最大的25%的农场手中。因此富人总是越来越富，这在金钱和土地上都有体现。跨国研究所（Transnational Institute）关于欧洲土地状况的报告显示，在2007-2010年间，“最初拥有超过50公顷土地的农民，在三年间又总共获得了将近7百万公顷的新土地。”事实上，报告还评论说，欧盟的土地侵占问题“在规模和性质上与亚非拉遭遇的情况达到了同等水平”。受到较大影响的国家包括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
更为关键的是，世贸组织制定的贸易规则体系是有约束力的，而且还可以强制执行。世贸组织设立了一个争端解决机制，与包括《农业协定》在内的60多项世贸协定相配套，以确保成员国遵守规定。成员国可以针对其他成员国违反协议规定的行为提出上诉，根据具体情况，被诉国可能不得不废除遭到争议的国家或省级法律，或是面临贸易制裁。
我们的案例研究明确显示，大型农业综合企业可以从目前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以及来自政府的其他支持中获益，市场份额和影响力正前所未有地向少数大型企业集中，而为此付出代价的是小规模粮食生产者和环境。大规模农企持续将小规模养殖户挤出市场，而印度、巴西和巴拉圭等国家的政府还在积极鼓励这种行为。
这种企业权力的集中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涉及工业化农业的方方面面。通过企业合并和国际贸易，大企业变得更大，跨国公司打造的“全球价值链”现在已经占到全球贸易的80%。其他与养殖业相关的事实包括：
- 美国83.5%的牛肉加工与包装由四个公司控制
- 全球71%的大豆由三个压榨公司进行加工
- 全球66%的猪肉由四个公司加工、包装
类似地，一份最近的报告显示，到2014年为止，在种子、农药、兽药和农业机械等领域，最大的四家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在全球市场销售额的54-62%之间。这个研究重点指出，企业的权力集中是一种威胁，因为它让少数企业处于支配地位、掌握决定权：“农业食品部门的权力集中很可能会加剧食物系统的工业化，加快物种和基因的流失，并通过工业化育种，降低动植物品种的多样性和营养价值……农业食品部门的权力集中使一个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游说行业活力长存，从根本上影响政府在国际援助、农业发展和多边贸易等方面的决策。这些影响不仅有可能改变农业部门的发展方向，还可能在整体上决定全球食物体系的发展方向。”
当工业化农业部门受到质疑，它常试图以听起来更环保的名字重新自我包装，美其名曰创新解决方案，而本质仍是一如既往的商业手段。
全球价值链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向经济体施压的“结构调整”（译者注：“结构调整计划”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发起的以贷款为手段的国家政策干预），如今仍然以全球价值链的形式继续起作用：发展中国家继续被迫出口本国自然资源和原材料，作为全球价值链的组成部分。跨国公司塑造的全球价值链现在占全球贸易的80%。
世贸组织的农业协定打开了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市场，同时默许了欧盟和美国不受约束的农业补贴，由此巩固了全球价值链。类似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附加条件保证了发展中国家把资源集中在那些能为他们带来“相对优势”的部门产业上，比如生产原材料和提供廉价、低技术的劳动力。
如今，在全球肉类产业中，全球价值链将发展中国家禁锢在提供廉价、低技术的劳动力和原材料的生产上，这条价值链中的所有利润却流入了工业化国家和大型农业企业的口袋中，而这些企业同时还从本国政府提供的大量补贴和其他合作与投资机会中获利。一个尤为突出的例子是巴拉圭，详情可见“巴拉圭案例研究”（译者注：案例摘要请见良食大学《肉类是毁林的罪魁祸首》一文；完整的案例研究请见原文）。巴拉圭人民出口食物，自己却无力购买：“据统计，巴拉圭人口有40%为贫困，20%为极端贫困。这就是说有大约160万人无法满足自身的食物需求。”
共存的神话
如今有一种在各种平台和论坛广为流传的假设，即集约化农业企业模式和小规模农业模式可以共存。然而，共存意味着不同个体或生产方式的和谐共处。这种“完全相反的农业生产方式可以‘共存’”的论调并不新鲜，因为生物技术部门一直在推广这种共存论。转基因的支持者相信，转基因技术能与传统小农保存种子的技术以及其他生态实践共存。但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转基因技术已被证明会侵入并损害邻近农田的有机传统作物。同时，转基因技术要求尊重专利、使用终止子技术，强迫农户每个种植季都要买新的种子，而传统农民使用的是他们自己保存并世代相传的种子，这完全就是矛盾的。
肉类产业也一样。小规模农户在生态农业的许可范围内饲养少量动物做法，无法与大面积的转基因大豆饲料种植园，或是挤满了定期注射抗生素的动物的养殖场共存，因为此类大规模生产行为会污染周围农场，并导致公共健康危机。此外，正如案例研究所描述的，小型农场经常被大型农场吞并，主要是因为它们无法与大型农场竞争；一些农户和社群甚至被强制驱离他们的土地和家园（译者注：案例摘要请见良食大学《养殖业、社群、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一文；完整的案例研究请见原文）。
在利字当头、竞争残酷的养殖产业，工业化养殖和小型农场之间不存在和平共存这种事。
“可持续的农业集约化”
另一个最近被提出的虚假解决方案是“可持续的集约化”，这个方法出自所谓的“气候智能型农业”，是个相对较新的概念。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定义，“气候智能型农业是一种指导行动的方法，旨在对农业系统改造和重新定向，帮助和支持其有效发展并确保在气候变化下的粮食安全。气候智能型农业的三个主要目标是：持续增加农业产量和收入；建立和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在可能的情况下降低或避免温室气体排放。”
简单地说，气候智能型农业的目标是在更少的土地上生产更多的粮食，同时抵抗气候变化并实现碳的封存，这就是所谓的可持续的集约化。然而，越来越多研究显示，可持续的集约化无法成为主要的解决方案，因为如果肉奶制品的需求按照目前的预测持续增长的话，可持续集约化的规模将不足以扭转局势。如果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使气候变化保持在可容忍的限度内，改变饮食结构、减少养殖产品需求将依然是完全必要的。
事实上，气候智能型农业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包括基因改造、使用化肥和集约化养殖，却不包括减少食物的过度消费，或改变粮食生产模式等理念。
气候智能型农业还声称其囊括了所有农业模式，实际上却忽略了社会或环境保障，并且不重视农民的观点、知识和权利，而这三者往往是应对气候挑战的关键。因此，气候智能型农业可能将削弱实践者们定义的农业生态学方法，并不利于生态农业未来的发展和推广。
将养殖业纳入碳市场
据民间社会组织观察，气候智能型农业还能被用于“漂绿”有害的工业化农业生产方式，并建立土壤碳补偿计划。实际上，一项研究断言，整个气候智能型农业提案都是围绕着建立碳补偿计划的可能性而提出的，就像REDD（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以及REDD+，只不过这次的目标是土壤碳市场。（译者注：“漂绿”（greenwashing）指公司为树立支持环保的虚假形象而进行的公关活动、捐赠等。）
甚至连联合国粮农组织也以经过“核证碳标准”（Verified Carbon Standard）验证的可持续草场管理模式为基础，开发出了一套碳会计方法。这项创新据说能降低碳排放计量和验证的成本，由此提高碳市场的参与度。尽管构想的初衷是为了某个具体的项目，但这种草场碳会计的新方法有望被应用于其他畜牧项目中。
用碳市场来解决工业化养殖业制造的排放是行不通的。过去的经验显示，土地利用部门的市场机制会催生与初衷相悖的激励手段。为碳排放而支付的成本，取决于在基准排放量之上额外减少的排放量，而基准排放量通常由各个国家自己设定，因此就会导致各国将基准排放量设定过高、过多增加额外减排量的情况。
尽管有这些缺点，但在当今关于粮食、农业和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中，气候智能型农业和可持续集约化仍然是主旋律。这不是什么好兆头。“气候智能型农业”或许听上去很环保，但它的背后有政治动机。众所周知，合成化肥、工业化肉类生产和大规模工业化农业加剧了气候变化，并损害了农业体系的生态恢复力。然而大力推广这些做法的农企却能够以“气候智能”自居，它们也确实这样做了。比方说，一个新成立的“气候智能型农业工作组”就包括了孟山都、雅苒国际、泰森食品和联合利华这些与养殖业有关的农业企业和食品公司。乳业巨头达能也是气候智能型农业全球联盟（Global Alliance for Climate-Smart Agriculture, GACSA）的成员之一。
全球食物价格上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几大农产区干旱频发，这些都使得俄罗斯政府将粮食安全列为关键的政治目标。在2010年发布的俄罗斯《粮食安全构想》（Food Security Doctrine）中，粮食安全被定义为高度食物自给，并成为2013-2020年“国家农业发展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这份构想设定了具体的粮食自给目标，谷物、糖、植物油、肉类、乳制品和鱼类产品的自给率须达到80%到95%不等。
鉴于20世纪90年代国内牲畜数量暴跌，这些肉类和乳制品的自给目标显得格外有野心。不仅如此，俄罗斯联邦在2012年正式加入世贸组织，这表示该国承诺使其贸易体制自由化，并接受一系列对国内农场支持力度的限制。俄罗斯还必须进一步开放猪肉进口，也就意味着国内生产商将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
在世贸承诺的条件下实现牛肉和乳制品产业的现代化，已成为俄罗斯政府需要面对的主要政策挑战。从现在的国家计划看来，实现这个目标的主要手段是给养殖业发放优惠贷款——该产业将是2013-2020年之间利息补贴的最大受益方。
巴西几年来都在推行一项所谓的“国家冠军”政策，这项政策是偏向大企业的，期望通过受益企业的繁荣发展来带动国家利益的增长。这项政策引发了巴西国内外的一系列企业合并和收购行动，受益者包括一些大型巴西联合企业，如JBS-Friboi、Marfrig 以及巴西食品公司（Brazil Foods，现名BRF）。其中一些公司在联邦政府以牛肉产业优先的财政支持下，收购了一系列海外公司。巴西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银行（National Bank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BNDES）在这些合并收购行动中扮演了赞助者、直接投资者和中介等角色。
2007年，巴西牛肉出口总量的70%由11家大型出口商掌控。可到了2015年，仅仅三家大集团（JBS、Marfrig和Minerva）就控制了80%的牛肉出口。2008到2009年间，JBS和Marfrig两家集团快速增长，BRF成立，同时17家屠宰场破产。这进一步加强了三大屠宰集团对国内外肉类生产链的垄断。
JBS集团获利的手段尤其有意思。在2006年和2013年之间，它在牛肉生产市场所占的份额从6.5%上升至27.9%。同样地，在鸡肉产业中，JBS和BRF两家集团现在共占了巴西市场56%的屠宰量和70%的出口量。但是，JBS决定要转移阵地。2016年5月，JBS把占其营业额80%的业务转移到爱尔兰，创立了JBS国际食品集团（JBS Foods International），准备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爱尔兰被包括谷歌和苹果在内的很多跨国集团认为是避税天堂。由此看来，巴西政府所期望得到的好处似乎不太可能兑现。
这种企业权力的集中，导致那些无力挤进市场的小型养牛场被这几家大型屠宰公司控制，大企业通过低价买断这些小农户的产品，来攫取他们的利润。企业权力的集中以及可能会形成的寡头垄断也可能导致国内外产品价格的上涨。
美国泰森食品公司因在美国家禽业内建立垂直整合模式而闻名。泰森食品收购了饲料场、孵化场，与生产者签订合同，并且兴建了加工厂。这个系统中，泰森公司拥有上百万只鸡从被孵化之前到被屠宰之日的所有权，而泰森的合约农户则完成大部分生产工作，并承担饲养家禽过程中的大部分风险。如今，这个模式同样被应用在印度。
家禽养殖场主要有三种：育雏场、肉鸡养殖场、蛋鸡养殖场。育雏场用于孵化雏鸡，另外两种分别用于产鸡肉和鸡蛋。现存许多“整合者”企业（integrators）将某两种或者所有三种功能合并，主导着家禽养殖业的发展。整合者拥有自己的孵化场、饲料工厂、屠宰设施、销售网点、兽药和不同的加工鸡肉品牌线。
在印度，36.7%的肉鸡生产都是在这种整合者的合约式农业下进行的，78%的整合者企业集中在印度南部。在这种合约式农业分工下， 整合者供应1日龄雏鸡、饲料、药品、营养补充剂、疫苗、设备、市场营销策略和信用贷款服务，而农户则需要提供饲养空间、劳动力、基础设施和水。
市场份额正在向几个整合者手里集中。主要企业包括 Venkateshwara 集团的孵化场（占据60%肉鸡市场和80%的蛋鸡市场）；Suguna 家禽农场有限公司（占据20%的肉鸡市场）；CP-India （Charoen Pokphand Group的子公司）；Pioneer 家禽集团；Godrej Tyson 集团（美国泰森食物和印度Godrej的合资公司）和Sky Lark集团。
这些公司制定规则，并能够随意改变规则。合同条款偏向这些整合者。研究者指出，大多数的农户手里没有他们签署的合同副本，而且这些合同几乎从不使用农民的当地语言。这些合同规定，一旦农户有违反合同的行为，都会受到强制处罚。
由于家禽养殖的生产成本高，签约公司又以低价向农户提供资源，因此合约式农业正在快速发展。也许，合约农户的实际收益比非合约农户还要低，因为签约公司把因提高效率而产生的盈余全部据为己有。不过，在市场波动情况下，合约能保证农户获得回报，尽管回报可能比较低。然而，鉴于农户在签约公司面前失去了影响力，合约式农业的增长依然值得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