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全球森林联盟及明绿行动智库 Global Forest Coalition and Brighter Green
“我们的食物从哪里来？”这并不是一个我们经常会想到的问题，却非常重要。对很多人来说，面对这个问题时，脑中浮现的依然是这样的景象：一位农民照料着庄稼和牛群，背景是绵延起伏的田野，还有远处一座历经风雨却始终坚固的谷仓。然而，现如今支配着发达国家，并正向发展中国家扩张的现代工业化食物体系，已经不是这副图景所描绘的样子了。
由于大企业逐步接管食物生产，小型家庭农场正快速让位给大规模工业化农业模式。这在养殖业中尤为普遍，在那里，成千上万，甚至是成百万的动物被圈养在不人道且卫生条件恶劣的环境里。这种生产方式，以及种植饲料作物（主要是大豆和玉米）所需要的资源，给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正在破坏世界上某些最为脆弱的生态系统和人类社群。
工业化养殖的不断扩张制造了广泛而多样的问题，横跨生态、社会和伦理等领域。这些问题还伴随着公众意识的缺乏，和决策者对于寻求可持续发展方案的抵制。跨国公司对公众和政策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这些公司正逐步加紧对全球食物体系控制，左右着每个人的食物选择。
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估计，全球18%的温室气体排放来源于养殖业。为供人类消费，每年有超过600亿的动物被养殖。肉类和乳制品生产已经占用了30%的地球陆地面积，70%的农用土地，以及8%的人类用水量——主要用来灌溉作为饲料作物。按照粮农组织的说法，全球养殖业“可能是所有产业中最大的水污染源”，以及毁林的主要因素之一。
一些评估预测，2050年全球肉类产量将增长一倍，这可能意味着食品产业每年饲养的动物数量将达到1200亿。考虑到工业化养殖给地球带来的持续并不断升级的影响，这个预测的意义重大。养殖业生产的增长几乎全部发生在工业化体系里面，而不是小规模的当地农场。这导致了大规模养殖场地理位置的集中，并进一步切断了牲畜与饲料之间的联系。
动物饲料是全球采购的，首要考虑的因素是成本最低，而不计生态影响。这包括清除土地上的植被并将其改造成耕地，以及使用以化石燃料为原料且通常是有毒的农药和化肥，危及人类健康和野生动植物的数量。全球牲畜数量不断增长，对豆粕、鱼粉等饲料的需求也随之增长，意味着地球表面的更多土地不得不转变成农田，为农场动物生产饲料，而非为人生产食物。
另外，国际农民运动网络“农民之路”报道称：“工业化农业和为了饲料或燃料的生产而进行的单一化种植，正在侵蚀着原本能使碳储存在土壤里而不是排放到大气中的自然生态过程。在密集型农业和动物单一养殖的过程中，化学肥料的使用产生了大量的一氧化二氮，这是第三大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温室气体。
工业化养殖的增长导致的毁林，是一个多方面的问题。它不但缩小了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污染了江河水质，还降低了生态环境在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时的恢复力，并威胁着原住民部落和依赖于森林的社群的生计与权利。
有研究估计，全球范围内，农业须为80%的毁林负直接责任。在拉美地区，大规模牛群放牧的增长是毁林的最大推动力，威胁着包括自愿隔离生活在亚马逊雨林、大夏谷地区（Gran Chaco，南美洲中部热带地区），以及其他主要森林里的原住民部落的生存。地球上超过一半的生命生活在热带雨林，而现在热带雨林的面积仅仅占了地表面积的7%。由此可见，包括人类和动物在内，所有地球物种的未来都不容乐观。
巴拉圭案例研究
在巴拉圭，大规模的牛群放牧，以及为养殖而进行的大规模大豆生产，都对原住民和传统农民的生活、生计以及森林产生了重大影响。转基因大豆的单一种植尤其已成为农村人口迁徙的主要原因，并导致了生物多样性流失、土壤退化以及其它社会和环境问题，包括当地居民因农药滥用而遭受的健康损害。巴拉圭东部的大西洋森林有98%遭到滥伐。农场主、征地者和投机者们现在都瞄准了大夏谷——这片半干旱的森林地带从巴拉圭北部和西部一直延伸至玻利维亚、阿根廷和巴西。夏谷地区尽管没有东部剩下的那部分森林繁茂，却也有很高的生物多样性。但这里的毁林正在加速：仅2012年，竟有600,000公顷（148万英亩）的森林被夷为平地，主要用于经营牧场，同时大豆生产也在扩张。
大豆与牛群
从全球范围来看，巴拉圭的大豆产量位列第七，大豆出口位列第四，大豆种植面积约有300万公顷（740万英亩）。尽管从产量而言，巴拉圭的大豆只相当于邻国阿根廷和巴西的零头，但其增长速度要快很多，产量已达到20年前的5倍。与邻国的状况相似，绝大多数的巴拉圭大豆都是单一种植的转基因品种，依赖机械化设备和大量的农药化肥。这些单一种植的大豆占了该国全部农作物的8成。巴拉圭95%的大豆是孟山都的抗农达（Roundup Ready）品种，这是一种抗除草剂“草甘膦”的转基因大豆。大量的草甘膦与这种种子配合使用，污染了地下水，破坏了土壤，并杀死所有接触到它的其他植物。当地人暴露在这种除草剂之下导致生病甚至死亡的例子有很多：希尔维诺·塔拉维拉（Silvino Talavera），一个来自伊塔普亚省南部的小男孩，在路过家附近的转基因大豆田时，意外暴露在农药的毒雾下而丧命。这已成为反大豆种植的标志性事件。
大夏谷地区一直以来都有放牧，不过生产规模与1991年比几乎翻番，已达到1.2亿头。由于廉价的土地和宽松的政策可以带来巨大利益，那些在1970年代来到这个国家的巴西大豆种植户，以及20世纪更早些时候就在夏谷地区定居的大量门诺派教徒们，正不断扩大着该地区的开发规模。
民怨
作物单一种植以及畜牧在巴拉圭的不可持续性扩张还与其他问题相关联，比如腐败、土地分配不公、产权淡薄、政府缺乏实施社会和环境公正政策的意愿，以及这个国家一半的土地所有权为外国人（主要是巴西人）所有等等。商人和大地主影响了政府的公正性，使得法律体系向他们的利益倾斜。
大豆种植和牛群放牧在夏谷地区的大规模扩张让传统农民和原住民成为最大受害者。他们的土地被占用，环境被污染，生计受到威胁，而他们的声音却基本被无视。许多传统农民、原住民社群和失去土地的农民组织通过占用土地、烧毁庄稼、甚至跟警察发生武装冲突，来抵抗这种侵略行为。1989年以来，已有超过120位传统农民在这样的冲突中丧命。
由于无法再务农或利用森林，自1990年开始，大豆种植潮把大约10万人从乡村赶到了城市贫民窟。夏谷的阿约莱奥部落（Ayoreo）包含这个星球上最后一些与世隔绝的群落，但是畜牧业的扩张正将他们驱离自己的土地，危及他们的生命以及生计。巴拉圭的宪法保护原住民对其世代传承的土地的权利，然而土地争端的调解结果几乎总是偏向大地主。
无论是“负责任大豆圆桌协会”（Roundtable for Responsible Soy），还是允许企业买下砍伐森林权利的生物多样性抵消交易体系，各种自愿的企业社会责任倡议都无法为巴拉圭的毁林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考虑到缺乏政治意愿和制度能力，许多观察者也怀疑“减少毁林或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项目（REDD+）能产生积极影响。不可否认的是，巴拉圭在能够可持续地维护它的森林之前，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随着全球农业体系逐步变得工业化，食物生产者与消费者也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与他们的土地、大自然和食物体系本身渐渐疏远。这种转变可持续吗？我们如何确保传统生活方式得以延续，以保障全球食品安全，并防止价值丰富的文化和社会逐渐消失？原住民部落几千年来一直利用居住地附近的资源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世界各地的传统农民已经用事实表明，真正可持续的农业是可能实现的，而且也能对地球降温做贡献。现在，人们却在舍弃传统文化、久经考验的生活方式和本地的生活资料来源，而去消费更多肉类和加工食品。
举例来说，仅仅一代人之前，印度大部分的鸡都还是成群养在后院里的，通常由妇女照料。现在，每年超过20亿只进入市场的鸡中，有90%是在工业化设施中度过它们的一生的，而印度才只是世界第五大禽肉生产国。问题不仅是与大自然的疏远和与传统文化的偏离，肉食产业的工业化正在加剧全球的公众健康问题。中国是目前世界最大的动物制品生产国和消费国，而与饮食相关的慢性疾病已经成为导致中国人死亡的最大原因。
工业化农业生产模式深深依赖于转基因作物，因为它产量大，又能抵抗许多虫害和气象灾害。但转基因作物也为人类埋下了巨大而未知的健康隐患。中国采购全球市场上出售的将近一半的黄豆作为国内动物饲料。这包括来自美国、巴西和其他美洲国家的大量黄豆。
据粮农组织的说法，集约化的养殖意味着“养殖产业将开始更频繁、更直接地（与其他产业）竞争稀少的土地、水及其他自然资源”。这对于推进全球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景，以及全人类的繁荣发展，都具有严重影响。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顾问MichaelHerrmann在谈到当前的全球食物体系时说道：“你本可以喂饱80亿人，甚至可能是90亿人。”但是他又补充道：“我们生产的很大一部分食物实际上并没有到我们的碗里，而是变成了动物饲料。全球98%的豆粕（大豆压榨的产物）被用来喂养农场动物。”
大量消费肉食也对人类健康造成了威胁。糖尿病、心脏病和某些癌症不断攀升的发病率都可归因于大量食肉。肉食生产本身就是全球各地动物虐待的最主要驱动力，威胁着动物福利和公众健康。肉鸡的生长速度之快使它们的身体无法支撑自己的体重，许多鸡都在慢性疼痛和寸步难行的状态中度过一生。为了快速增肥，很大一部分鸡会定期被喂食抗生素和激素，这又引发了抗生素的耐药性，是全球医疗专家越来越担忧的问题。
工业化养殖与农业燃料
农业企业、集约型养殖业与生物能源之间已经建立起了强大的协同增效作用。能源、农业和养殖企业之间的联盟助长了农业燃料（agro-fuels）的扩张。针对生物能源的法令和补贴给多种作物创造了巨大的新的需求，包括玉米、甘蔗、大豆、棕榈油、小麦以及其他各种用于生产乙醇和生物柴油的作物，还有可用于生产液体燃料和通过燃烧产生热力和能源的木材和其它生物质。对动物饲料和生物燃料的需求不断增长，导致这些农作物的种植面积也在不断扩大。
例如，大豆饲料的需求在增长，用于（直接或间接地）生产生物燃料的大豆油的需求和价格也在上升，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导致了大豆种植面积的扩张。在北美和欧洲，以玉米和小麦为原料的乙醇的扩大生产正在被合法化；将乙醇制取过程的残渣（干酒糟，又称酒糟蛋白饲料，DDGS）用于牲畜养殖，也使乙醇产业变得更加有利可图。这反过来给动物福利和公共健康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比如奶牛由于被喂食这种不合适的饲料而增加了大肠杆菌传播的风险。
和其它一些国家一样，美国乙醇制造业和养殖业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从农作物、种子和农化品，到运输设施、肉类加工厂和精炼厂，农业企业（如嘉吉、ADM、孟山都等）在产业链的每个环节上都有不同的利益追求。由于联邦政府针对生物燃料的法令已就位，精炼厂的经济效益又不高，所以美国的乙醇生产厂家为DDGS这一乙醇生产的最大副产品四处寻求利润丰厚的市场。
这一举动的结果是，DDGS正逐渐取代玉米和大豆来饲养牛和禽类，来自饲料的收入现在占了一些精炼厂总收入的2成之多。乙醇和农业企业共同体将这一方案推举为“双赢”策略，称它减少了养殖部门对玉米的总需求。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甚至主张在生命周期评估中，玉米乙醇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应该相应地打个折扣。（然而那些用DDGS喂养的牛的粪便含较高水平的氮和磷，导致一氧化二氮排放较高。）
不幸的是，人们发现牛和其它牲畜很难消化DDGS而常患胃肠疾病，这导致了肉类中大肠杆菌含量更高，越来越多人类因此患病。而且，DDGS里较高含量的硫还会让牲畜们出现神经障碍。
乙醇制造业与养殖业发现把各自的厂房建得近些会更有利 。比如一些精炼厂用粪便来产能，然后用运输起来困难又昂贵的DDGS来喂养附近的牛。乙醇生产需要用到多种化学物质，它们最终会残留在DDGS里，包括杀菌药、止泡剂和用来增加蒸汽的锅炉防垢剂等。值得注意的是，被用来控制发酵池里的杂菌的抗生素，也会进到DDG里。养殖业导致的抗生素耐药菌的增长和扩散是已经是灾难性的，而将DDGS用作饲料，无异于火上浇油。
近年来，乙醇产业将目光投向人类的DDGS消费。《华尔街日报》最近发布的一篇文章称：“由于最主要的产品（乙醇）需求不景气，美国的乙醇生产商正在寻找更有创造性的致富方法。这些公司不仅用玉米生产乙醇，还将其制成食品原料，用于烘焙食品、营养棒、甚至鱼食涂层等。”
生物能源和养殖业共同体从针对粪便厌氧发酵沼气的补贴中发现了更大的合作利益。但人们担心制造沼气的过程将无法有效根除朊病毒——牛海绵状脑病（即疯牛病）的罪魁祸首。尤其令人担忧的是， “倒牛”（比如因为疾病或受伤而倒地的牛）的尸体有时会派上用场（译者注：作为生产沼气的原料）。
地球上受到一定程度威胁的动植物物种中，有10%正因为养殖业生产活动而遭受栖息地的丧失。
根据《千禧年生态系统评估》，导致生物多样性被破坏的最重要原因是栖息地变迁、气候变化、外来物种入侵、过度开发以及污染。养殖业的生产和集约化对以上所有因素都有推动作用。
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指的是具有大量当地特有物种，而这些物种的栖息地却已有至少70%遭到破坏的地区。世界上总共有35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如今23个正在受到养殖业生产的影响。
工业化养殖在世界各地造成的影响（案例）
阿根廷境内“大夏谷”地区的森林被砍伐，用于种植出口到中国的大豆。但甚至是一些NGO都持有一种普遍观点，即转基因大豆生产是“气候智能型”农业的一种，因为它不需要翻耕，而且替代了放牧。另外，工业化养殖倾向于培育少数几个品种的动物，造成牲畜品种基因多样性的严重流失。
美国95%的蛋鸡都被饲养在层架式鸡笼里，长长的几排鸡笼一层一层摞起来堆在仓库里。每只鸡被局限在比一页纸还要小的空间中，无法自由活动，甚至无法伸展翅膀。欧盟已经立法禁止使用层架式鸡笼，但是由于美国正在输出工厂式养殖模式，这种层架式鸡笼在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普遍。
印尼政府正在推广孟山都公司试图引进的转基因作物，生产来提高国内的农业集约化程度，并希望将印尼打造成像泰国那样的“食物大国”，大规模种植大豆、水稻和其他一些作物。然而，受惠于这个策略的都是企业，小农并不能从中获益。
印度及亚洲其它国家的公司与农民签订合同，要求农民用特定的种子种植玉米作为鸡饲料，同时养鸡。作为合同的一部分，公司还向农民提供疫苗、生长激素、抗生素以及其它用料设备等。基本上，那些鸡属于公司，农民在这个操作过程中没有太多决定权。另外，鸡的脂肪被用来喂牛，为食物链的安全埋下巨大隐患。
在贝宁（非洲西部国家），自给自足的农民在外国政府的持续“圈地”之下苦苦挣扎。包括科威特、中国和沙特阿拉伯在内的国家用贝宁的土地生产粮食作物或养殖动物，用来供给本国人民。这严重威胁了贝宁的食物主权，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其它西非国家。
乍得以游牧为生的博洛洛族（Bororo），正努力维持他们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这个国家五分之一的经济依赖于养牛业。自给自足的牧民和大量买地的工业化养殖户之间的纷争日益升级。这片土地的资源将很快被耗尽，无法承受大规模的放牧牛群。
肯尼亚波拉纳族（Borana）牧民正在与大规模工业化农业竞争土地和资源。波拉纳人不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或者失去生计，但是政府的肉牛进口导致本国生产的牛贬值。干旱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最近的一次大旱，八成的牛都没能活下来。采矿业作为气候变化的另外一个主要驱动因素，也给波拉纳人带来了麻烦：他们的领土面积缩小了，逐水草式的放牧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难以预测的天气正威胁着喀麦隆牧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干旱越来越长、甚至可以持续六个月，让牛群无法生存。这迫使传统牧民迁居到城市里寻找工作。通常他们只能从事服务员、家政这一类收入不高，社会地位也较低的职业。
原住民和本地社群所保育的土地发挥着两个重要作用：一是保护生态多样性，根据一项统计，大约22%的地球陆地是由原住民及本地社群管理的；二是延续原住民和社群的生计、文化以及传统。牧民通常管理着广阔的土地，几百年来，他们运用生物与文化相结合的（biocultural）方法和管理技术，可持续地利用并保护了这些生态脆弱的土地上的生物多样性。
伊朗的拉祖尔（Lazur）牧区
伊朗的拉祖尔牧区有一些振奋人心的案例。在伊朗德黑兰省，拉祖尔牧区由几个原住民部落管理。以养殖牲畜为中心，这些土地是当地人生计的主要来源。牧场采用年度轮牧系统，通过抽签仪式将土地分给部落成员。这个系统保证了损益的公平分摊，同时也有意识地保护了本地的动植物群。伊朗的牧民社群共同分担管理林区的责任，并用传统的种子播撒方式来恢复草场：本地的草种被装在一个有小洞的种子袋里，种子袋绑在迁徙牧群的领头动物身上，种子缓缓掉落，随后跟上的动物把种子踩进地里。部落下一次重返此地时，新长出的牧草已经在等待他们的动物了。
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马赛人
马赛马拉是一片覆盖肯尼亚西南部和坦桑尼亚北部的国家自然保护区。纳波少（Naboisho）保护区是马赛马拉的一部分，当地马赛族社群和Basecamp基金会 （Basecamp生态旅游公司的公益机构分支）合作，在2010年建立了这个保护区，以应对外来的圈地和对原住民生计的威胁。马赛人是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土生土长的游牧民族，其游牧的生活方式和对牲畜的依赖使得他们越来越边缘化。马赛人将其拥有的五万公顷位于纳波少保护区的土地租赁给Basecamp和它的生态旅游合作伙伴，使得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牧民也能继续在草场放牧。租赁给旅游公司的区域是指定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其余的土地则用于牲畜放牧。由于干旱等气候模式的改变以及内罗毕的城市化进程，肯尼亚其他一些马赛族人在放牧牲畜的同时也开始种植饲料作物，例如玉米、豆类以及高粱等，给当地的土地和水资源利用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工业化农业给传统农民、原住民和全世界其他食物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生活、健康、土地、领地和生态系统，以及其它物种的生存和栖息地，都带来了毁灭性的冲击。集约化动物养殖和其它形式的大规模动物养殖严重威胁粮食安全，大量本该用于生产人类食物的土地被用于生产饲料，养殖的动物也往往被恶劣对待。
小规模、种养结合的生态农场系统和传统放牧不仅提供了一种对地球更友好的农业生产方式，还保护了社会和文化价值，并重视妇女在食物生产中的角色。另外，生态农牧业通过利用生态系统，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尊重原住民、传统农民和牧民的领地归属和土地权，并积极支持他们的生产系统，也是目前亟需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对策之一。
政府应该终止补贴大规模动物养殖和饲料生产的扩张。养殖业所赖以为生的“外部性”——例如河流和海洋污染、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土地退化和温室气体排放等，也应该由产生污染的行业和具体的工厂来买单。
现在这种“在有几亿饥饿赤贫人口的社会中，鼓动小部分人过度消费甚至浪费”的消费和生产模式也需要变革。同时需要改变的还有能源系统，我们要的是对环境无害而且不占用粮食生产用地的能源，其中一些可以通过本地资源和技术获得。政治开放度，尤其是政策决策过程的开放度，也应该被鼓励。这样，质疑集约式动物养殖、推动可持续和公平发展的声音才能被听到。
